文章摘要：我国新《公司法》中与企业家精神相关联的既有制度规范，侧重于前端设计而轻视后端保障，重责任配置而轻制度赋能，再加上人力资本出资规则与商业判断规则的立法缺失，使得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目的条款与具体的公司法制度规范之间存在明显的不适配。要想真正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价值和功能，必须实现其从形式入法到实质入法的跃迁，逻辑前提在于对企业家精神进行法律重释并做出规范化的制度表达。企业家精神在公司法中的制度性嵌入，需要确立国企民企平等保护、营业自由、公司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的基本原则，在削减民营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公司治理体系、激活企业家精神条款的司法适用等方面做出必要的制度回应。